申请股票杠杆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本期话题：“10年体检无异常，确诊已是癌晚期”，最近备受关注的“爱康国宾体检漏检风波”暴露出体检行业在技术、法律和公众信任等方面遭遇的多重危机，涉及体检业、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律等领域。“漏诊纠纷”是个案，还是系统问题？“几百元的体检，到底能查出什么”？“漏诊”在法律上的定义和责任边界在哪？“漏诊”在实践中如何举证和鉴定？健康体检产业内部有哪些深层痛点？制度设计上，是否推出“吹哨人制度”？面对“不可能三角”，普通人体检该怎么选？

　　内容要点提示：

　　医疗服务归属“手段合同”：无过错“漏诊”，体检机构不担责

　　“防漏检”应推广“吹哨人制度”：对内部举报者重奖和“匿名保护”

　　“漏诊过错”的举证责任和医疗纠纷的法律鉴定途径

　　“几百元到底能查出什么”？业内人评体检机构当下的筛查水平

　　体检产业职业经理人：产业长期存在四大痛点

　　普通人选体检，怎样平衡“不可能三角”？

　　“漏检之诉”程序漫长，“漏检门”推动深层次预防医学体系融合

　　事件回顾

　　女律师张晓玲连续十年在爱康国宾体检，报告显示“无异常”，2023年曾被体检中心查出“钙化灶”，后被体检中心告知“不需处理”。一年后，张晓玲在国外确诊为癌症晚期，她认为体检机构存在“误诊漏诊”，要求体检中心提供十年血液样本、质检员资质和技术合法证明。7月底，爱康国宾召开发布会，宣布起诉张晓玲“侵犯企业名誉权”，爱康CEO张黎刚“别指望几百块查出所有的病”等言论引发争议。张晓玲称，将联合法律界征集体检受害者，发起公益诉讼。8月7日，有消息称“爱康国宾向女律师索赔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登上新闻热搜。

　　业内人士：“漏检风波”的圈层影响和理性视角

　　思远：先来介绍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岳。王岳自2001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对于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律有着丰富的科研、著作和实践经验。

　　王岳：大家好。

　　思远：另一位是体检健康产业的职业经理人、产业投资人宋国强。宋国强从2002年起进入体检产业，曾在多家大型连锁体检集团担任副总裁、总裁等职，全程参与过知名体检连锁企业的投融资，对中国体检产业发展和行业问题有深入了解。有言在先，宋总和涉事体检企业，目前没有任何交集吧？立场保证客观吗？

　　宋国强：当然。

　　思远：你们身边的朋友怎么谈论这事？觉得网上关于此事最离谱的观点是什么？

　　王岳：身边朋友中反应最大的还是那句“几百块钱的检查，不要指望着查出癌症这些疾病”。确实让很多人对体检中心的职能定位产生了怀疑。体检的价值何在？如何判断体检机构履行了应尽的责任，这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思远：从自身研究领域，您更关注哪方面视角？

　　王岳：我更关心体检中心的“告知义务”。体检中心有别于医疗机构，但有义务向体检者提示告知，这是核心，估计也会成为日后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另外就是体检机构有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应人员是否有资质？相应检查是否进行了？有没有买相应的试剂检测？网上确实有网友质疑，有些体检机构根据“大数原则”筛出癌症还是很少的。

　　思远：所以，女律师提出需提供10年血液采样样本、相关人员资质，在法律上是打到点子上了。宋总，您现在压力大不大？爱康国宾的危机公关做成了公关危机，是不是失败或失态的行动，你们圈里人怎么看？

　　宋国强：我压力不大。具体细节无从知晓，我相信权威机构会给出结论。我从2002年进入这个行业，过去带团队也处理过类似事情，这个难免。但爱康采取的方式让我比较诧异，正常处理不会引起这么大、过激的反应。我们那时是逐级处理。在我的印象和职业生涯中，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应该是首次，是容易激化矛盾的，引发情绪对抗。其实不怕有问题，怎样从问题中完善和改进工作是最重要的。

　　图片来源：作者视频播客节目资料

　　医疗服务归属“手段合同”：无过错“漏诊”，体检机构不担责

　　思远：王岳老师，这件事涉及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一是体检机构跟消费者间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体检报告建议“不处理”，但后续女律师出现了符合病灶的后发重症，这算不算“漏诊”？“漏诊”在法律上是怎样定义的？

　　王岳：“医疗服务合同”不是一种结果合同，而是一种手段合同。它不对结果作出承诺，只对手段和过程。所以“漏检”问题分有过错漏检和无过错漏诊。任何检查都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假阳性，没有绝对准确。如果体检机构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终漏检了，属于没有过错。

　　思远：“没过错”，意味着没有责任吗？

　　王岳：是的。医疗损害赔偿遵循“过错归责原则”，如果没有过错，即使发生漏检，法律上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有过错导致漏诊、延误治疗，则需要进行赔偿。关于“医疗服务合同”，我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希望有助于大家更好理解。

　　比如汽车维修。汽车是人类创造的，一定能修，大不了每个零件都换新的。但人体不是人类创造的，至今很多领域在医学上还是未知的，医学是“最古老的职业，最年轻的科学”。但体检中心不能以有局限性为由，不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像宋总说的，我希望这个案例能够引起警示，对公众进行一次体检的科普宣传教育。

　　呼吁仿效药监“吹哨人制度”：对内部举报者“匿名保护”，最高奖励百万

　　思远：法律上的漏检，通俗讲就是——不以绝对结果为标准，更审视过程的正当性和尽责性，对体检、医疗机构的追责要符合现在技术水平的边界和极限。

　　王岳：没错。此外，我们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机制要创新。现在还是靠“飞行检查”的方式，还是有问题——抽检人员和体检中心有时都“处成朋友”了。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吹哨人制度”，鼓励企业内部人员举报本企业违法行为，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高额奖励。“吹哨人制度”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我一直呼吁在医政管理领域尽快建立这一制度。

　　宋国强：王院长，吹哨人制度是实名制吗？

　　王岳：不是实名制，有特别的保护机制，在行政监管部门内部都要匿名。奖金是比较高的，上海、山东等省已经先试点了。这次国家药监局全国性的动作，最高奖励金额达每个案例奖金100万元。

　　“漏诊过错”的举证责任和法律事务鉴定途径、标准

　　思远：现在女律师说机构漏检，机构说女律师侵犯名誉权，举证责任在谁？

　　王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医疗损害责任章）相关规定，现在是举证责任转移，首先由医疗机构来证明自己没过错，无论从资质检验到设备检材，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消费者不可能举证清楚这10年里给做体检的是哪些人，无疑都是由体检机构获得得更容易——这就是“距离原则”，也被称为留证原则，谁离待证事实距离最近，谁承担主要举证责任。

　　医疗损害赔偿和其他案件不一样，涉及法律和医学双重专业问题，尤其医学专业素养是法官所不具备的。所以，必须依赖鉴定机构。我们目前一般由司法鉴定机构来对相关的医学专业问题做出事实认定，法官再做出最终判断。

　　思远：从老百姓层面问个问题——癌症病发原因很多，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和体检的因果关系？可能是超出现有医疗技术能力范围了，可能是操作人员业务水平不行，也可能是患者基因突变或有家族史，突然发病且病情发展很快。医学上和法律上，对“患癌”结果和体检报告没检出来的因果关系，有认定标准和方法吗？

　　王岳：有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医疗过错”最主要是两个层次标准。第一层次是“最低标准”，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个标准是成文标准；第二层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未尽到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这个标准是“兜底性标准”，弹性大——比如，按照特定级别的体检中心、医生看完片子，是不是能够做出合理的异常发现？如果说，同行都可以看出片子上的问题、诊断结果的问题，而你没看出，显然你就没有尽到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这是由鉴定机构会帮助人民法院来去认定事实。

　　思远：指望法官特别懂医学技术，确实不现实。鉴定机构的专业性、客观性、公正性有保障吗？

　　王岳：国家目前的鉴定机构是双轨制。一个是“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个是“司法鉴定机构的法医学鉴定”。一般来说，消费者患者都选择后者的居多，前者是由医学会来组织，由相应专家来鉴定，后者司法部门主管的司法鉴定，由法医为主体来进行相应鉴定。

　　思远：后者司法机构的法医鉴定，听起来更厉害一点？

　　王岳：司法鉴定属于临床法医学鉴定。法医学分很多分支——临床法医学、法医病理学、法医人类学、法医毒理学等。本案如果需要鉴定，是一个临床法医学鉴定，由鉴定机构组织法医来对案件进行鉴定。如果认为有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可以邀请临床工作的专科医生专家来鉴定，参加听证会。

　　思远：听着很专业、很厉害，但成本也很高吧？

　　王岳：北京可能收费也不低的，大概要1万元。

　　思远：1万多，似乎可以接受。

　　王岳：医学会的鉴定要更加便宜了。

　　“几百块到底能查出什么”？业内人给体检机构的筛查水平打几分

　　思远：宋总，爱康国宾CEO说“别指望几百块钱什么病都能查”，引起较大争论。有网友说，这相当于承认“几百块钱体检就是抢钱、诈骗”。以往也有很多新闻报道漏检错检，体检中心查出来“大病”，结果去医院一查，健康得很。客观上，“漏诊率”是一定存在的。民营体检机构和公立体检的技术差别大不大？以一二线城市为例，现在体检行业的整体技术筛查能力、水平，您打几分？几百元套餐，到底能筛出什么？

　　宋国强：健康体检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民整体健康意识提高了。健康体检机构每年也会筛出很多疾病，有预警，慢病人群通过体检中心得到了改善或治疗，健康体检行业是有贡献的。

　　至于“几百块钱不能查出所有的病”，这话有一些道理，花500元、花2000元或者上万元，服务内容相差非常大。但如果你直接说“几百块钱不能查出所有病”，消费者会对行业失去信任。至于公立医院和民营体检机构的水平差距大不大，如果以一二线城市为例，硬件上相差不大，比如配套CT大型设备，民营机构很多也配置了。部分民营机构体检设备，甚至比公立医院的还要好。但服务人员与医生的水平差距确实有一定距离，体检机构的好医生资源配备不足，这是我们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体检机构需要做的是预警，每天面对的是健康人群，医院每天面对的是患者，所以从业者的临床经验是不一样的。

　　非要打分，是没有绝对的，因为不同地区、品牌的体检机构不同水平、不同层次。客观地说，总体我个人打90分。

　　第一，如果针对大多数初筛人群和健康人群，一二线城市的体检机构的硬件流程、便捷性、性价比都没问题。只是发现了异常指标和阳性结果时，消费者要重视复查。这有一个边界问题——体检中心要能做到落实告知义务，不能“检而不管”。行业的问题是——报告中提示“三个月复查”，三个月后没有后续跟踪了。

　　第二，针对患病的高危人群，如高危工种、有遗传病家族史的这些人群，个人建议最好去公立医院做针对性的体检。

　　思远：医疗科技不断发展，体检机构应该实现健康管理的功能，对客户的健康有所干预，尤其是对亚健康人群，医院不管，体检中心要上心。同时，体检关乎自己的健康，老百姓的自我健康管理素养也得提高。

　　宋国强：是的。

　　体检行业职业经理人、投资人：产业长期存在四大痛点

　　思远：截至2024年，中国健康体检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2074亿元增长到292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9.2%。预计2025年将突破3711亿元，市场规模相当可观。体检行业呈现出连锁化、规模化扩张，可以降低成本，实现快速、标准化服务。但这也引发了商业逻辑和公众责任的冲突。

　　比如，资本催化下，头部企业搞标准化套餐，通过线下“地推”抢市场，导致价格战，服务质量参差。老百姓每100元体检费，多少钱花在自己身上？“追资本、怕掉队；上规模、价格战；跑太快，出问题”，这是体检产业和很多服务行业的缩影。宋总20多年的从业经历和案例看，产业的问题在哪几个层面？

　　宋国强：有四个方面：

　　第一，健康体检行业对人的因素依赖大，尤其是医生。比如，“探头打到哪个部位，能发现什么样的疾病”取决于医生的经验和水平。我们行业HR招聘时，人的水平是一大瓶颈，多年解决不了。

　　第二，对现有健康数据利用不足，对高危和疑似人群的健康筛查有死角，没有后续服务跟踪。甚至有人把报告取完之后随手一丢，就变成了死档案、死数据，健康管理就没有形成闭环。当然，患者数据涉及个人隐私，比如脱敏问题，这又是另一个领域或通过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第三，现有的经营模式下，获客成本太高。当下，我们主要以B端为主，体检产业的服务客户中，70%是企业客户，30%是个人买单。所以难免会出现价格战，比如投标，采用低价中标的方式，甚至两三折的都有，这是行业中不公开、不成文的现象。如果“两三折”，企业怎么保证质量？C端指望老百姓个人花钱来做，你得买流量，广告流量的成本都要算在运营成本里，服务质量受影响——企业利润下滑、资源配置下滑，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盈利模式没有后续和多元化服务，增值模式不足。行业初期，资本热情非常高——2004年我们做第一笔融资，国内头部投资公司给我们投的，之所以投，就是因为看中体检行业能复制国外体检行业的模式和故事。

　　比如国外的体检机构，更多是保险公司买单，会衍生很多增值服务，国内主要是靠单位给员工的福利采购。没有个性化，客户的二次消费能力或者产业链就没法延伸。体检机构和消费者实际是双输局面。

　　思远：据我所知，这个局面也不是今年才有。短期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宋国强：目前看，短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要有一个过程。说起来20多年挺长，但对一个行业来说，还是很短。资本看重的是后续健康管理带来的新利润增长点，但现在竞争比较激烈，而且跟业务结构有关系，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也要看到好的一面。2002年，C端客户、散客自己花钱做体检的，也就占整个产业收入的10%至15%。但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自己花钱来做体检的能占到30%至40%，甚至更多，说明全民的健康意识在提高。

　　此外，区域体检中心也在针对行业的痛点做改进。比如，有的地方强化跟三甲医院的互动交流，邀请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定期来出诊、坐诊，还会做相应的培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体检中心有些医生脱离临床时间长了后，知识就陈旧了。

　　还有一些体检机构，会用互联网形式管理客户——用数字档案提高客户黏性，提高随访频率；包括AI技术应用，过去放射科来看片子，都是靠医生来看，现在通过AI技术，计算机不能骗人，一是一、二是二。初筛降低了漏检和错检情况，提高了工作效率。

　　总之，体检中心要做好公民健康的预警，有病能查出来、提示到了。医院不做这个事情，做的是临床，这两个角色是有根本区别的。

　　从他山之石，看体检行业的技术、监管和运营改革

　　思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查了一些海外体检市场的资料，感觉在监管技术、责任上的设计，有比较立体、创新的方法。比如：德国要求执业医师必须参与体检报告的解读，必须明确诊疗路径，禁止模糊表述；新加坡设立体检监管局，检验费用跟结果绑定，出问题了，罚款最高50万新元并吊销执照；美国提倡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保证数据存证不可篡改。王岳老师，从技术和管理的方式有没有可借鉴的地方？

　　王岳：AI的行业应用，我们相比其他国家并不落后。像宋总提到的，我们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基本影像科都在使用AI诊断软件，筛查一些可疑的病灶。很多病人自己也在用，比如看病之前会“DeepSeek一下”看看自己症状有几种可能、医院哪方面比较专长、哪些医生在这个领域是最有名的专家。无论是医端还是患端，都已经使用AI技术，它未来会成为医生和病人重要的助手。

　　思远：AI也是医生和患者间的桥梁，能填平一些信息差。

　　宋国强：有好多患者，DeepSeek之后，还拿着问题考医生。

　　王岳：是的，“专家之死”的时代来了。这是一本书的书名，随着这一轮的科技革命，知识不对称的职业都会受到空前的挑战——不仅是医生，也包括老师、专业的媒体人，都会受到AI的冲击和挑战，这是必然结果。

　　思远：去年，我和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到这个话题。他们的AI儿科医生走得比较靠前，据说AI诊断的准确率已达到在岗三五年主治医师经验的水平。AI对比较普及的医学技术，平替性很强。倪院长有个观点，“年轻医生不会被AI取代、淘汰”——比如（骨科医生）上手摸骨头，老专家很厉害。有了AI，年轻医生少背点题、不用什么都会，骨科医生就多练摸骨头去——医生和AI人机协作，让AI成为助手，患者用AI扫平知识盲区，但也不用拿这个考医生，因为AI也有错觉，总归是件好事。宋总，您有没有补充？

　　宋国强：第一，推动民营机构和公立医院数据共享，对医生和对病人都非常重要。有时候医院也不认民营机构的体检报告，是资源浪费；第二，完善行业的管理体系，公立医院和民营体检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都是卫健委，但是质量控制体系还是有区别；再有，体检行业现在也要“去库存、反内卷”，避免价格战。打那么低折扣，没办法运营，从国家层面、从顶层可以做一些干预，由过去的“流量驱动”，比如人口红利，向“价值驱动”转变。体检中心的业务收入和模式，也要由过去的单一体检，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健康管理去转型，收入结构要发生变化、产品要发生变化，体检结束后应该开发后续服务的产品，老百姓受益，企业也受益。

　　专家说：普通人选体检，怎样平衡“不可能三角”

　　思远：宏观层面，国家提倡“反内卷”，同时还提倡“全民健康”。比如今年以来，提倡大众健康饮食、体重管理。战略层面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预防为主”的大方向，特别提出提高癌症的初筛率。站在老百姓角度，体检套餐有通用的，也有个性定制化的，体检有民营机构，也有公立医院。普通人体检时，怎么在成本、效率和效果之间做平衡。当然，都希望“少花钱、多办事、有效果”，这就是体检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但怎样尽量平衡？

　　王岳：首先，体检很有意义，但不要过度体检。根据你的年龄段遵医嘱，也不是一年都要做一次，特别是年轻人。有一些检查项目不宜每年都做，比如胸片的X射线，特别是对年轻人，能不“吃射线”，还是别吃。

　　第二，我一般都会选择我们北大的附属医院，这是个人选择。设备再好，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些检查结果的专家的水平。

　　思远：宋总，你们这行业的人听了，会不会瑟瑟发抖？节目播出后都不去体检中心了，怎么办？

　　王岳：我是说我自己的做法，不代表对大家的建议（笑）。

　　宋国强：我不发抖。王院长说得挺好，核心点是个性化，不是每个套餐都对每个人适用，体检中心和医院所肩负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关键是消费者个人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足够敏感，有健康管理和复查的意识。个性化体检有很多方法，比如单位能不能把体检费用变成“报销制”，按工龄按级别去定额，定额后在体检前让医生跟客人之间互动，通过既往病史、家族病史给他制定套餐？这样，可以做到有针对性地设计体检套餐，该检查的项目得到理想的结果。

　　思远：根据自己情况灵活调整，超出部分必要的，可以自己负责，这就灵活了。

　　宋国强：对，针对个人很多项目没必要查，为什么要放到套餐里边去？针对你的项目600元封顶的话，你也可以定制化报销500元就够了。20岁、30岁的年轻人没有家族病史、很健康，没准就查个200、300元的项目就够了。所有这些，要跟医生有交流和沟通，才能设计出来。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双诉之争”诉讼程序漫长，案件深层次推动预防医学体系融合

　　思远：针对这个风波，最新情况是北京市卫健委监管调查程序启动了，相信未来相关的法律程序完善也势在必行。“体检机构的名誉维权之诉”对上了“律师发起的公益维权之诉”，怎么看这事的走向？会给体检产业、全民健康管理的意识觉醒带来哪些影响？

　　王岳：这事的诉讼程序可能会很漫长，估计一审结果出来时，事情热度早过了。

　　思远：漫长，是一个什么定义和概念？一年？

　　王岳：一年都够呛能有结果。鉴定环节会有反复和争议，如果鉴定环节没有争议，我估计会快一点。总而言之，这个事件法院会做出最终的司法认定，希望这个事能助推行业、行业各方当事人变得更加理性。

　　思远：宋总，有个直白的问题——“两诉之争”您是什么心态？您希望哪边胜？还是“吃瓜”心态？

　　宋国强：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对企业品牌和经营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这件事，可能会为行业和大众摸索出一些新的标准和责任的边界。对解决我们刚才所说的“数据不能共享、医院和体检中心的结果不能互认，导致健康管理的环节无法衔接”等行业问题是有帮助的。我作为从业人员，希望行业能够轻营销、重质量。

　　思远：两位嘉宾从医学技术、卫生法律、医学伦理和体检产业本身，全面梳理了这件事情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相比现在舆论对此事的报道停留在“发现问题、指出问题”，两位的观点带来了全新的启示。

　　爱康国宾的漏检风波已从个案升级为行业治理样本，核心矛盾是厘清体检机构商业盈利逻辑和公众期待间的冲突。随着监管介入和法律诉讼推进，在国家全民健康战略的规划下，体检行业未来还是光明的。可以预期，通过AI等技术应用的不断创新、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让个人和体检机构间明确责任的边界。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推动预防医学体系间相互融合，不断推动体检行业回归初心，回归本位，做好健康的守门员。

　　作者：总台经济之声财经评论员、【远见】栏目制作人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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